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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年,几个广告学系的学生来找我,说要搞一个“大学生广告节”,希望我作为系主任支持一下,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广告学院,还在新闻传播学院。我说,支持可以,就是没有钱。学生说,给个开办费就行,用不了多少钱,还可以拉赞助什么的。过不多久,“大学生广告节”真搞起来了,使用的就是广院有名的吹口哨扔小飞机的小礼堂。那天晚会居然还拉到可口可乐赞助。
接连搞了好几届,把北京几个高校都动员起来了。节目为主,自编自演,也有外请大腕儿,说广院有请,都来。我记得有一个模仿有名的钻石广告,给广院食堂出品的广院肉饼作了一个电视广告,一个肉饼在画面中转来转去,主打的结束语是:广院肉饼,一颗永留存!事后我给学生说,这样开心的节可以搞大哟,他们说正有这个意思,说要写了一个策划报告,让我递给广协,办成全国的大学生广告节。果然,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拿到报告书,我马上就把它转交给了广协的老何。
提交报告后过了一两个月,老何有回音了,说很好,广协赞成搞这么一个大广节,不过,有一个条件,需要交二十万赞助费。我一听,傻了。学生的节,有个屁钱,没法搞。老何说,那还是会有人搞的。谁搞?南京财大的乔均愿意出面搞。我听了哑口无言。
我在南京见到乔均,很客气也很热情。他坚称不知其中背景,接过任务找到赞助就搞起来了。赞助者就是江苏卫视广告中心的李文明。
转到南京的大广节我也出席了。一路上老何好言相劝,说谁搞都一样的,乔老爷搞得吃力的话,还是需要你们帮忙的。果然,搞到第二届老乔有点吃力了,于是变成两家搞,一半在南京一半在北京,再往后,李文明离开江苏卫视了,这个大广节也出现危机了。05年在西安举办广告节,各路人马都去了,我在宾馆的大堂遇到穆虹,她笑嘻嘻地说,黄老师,我们要做大广节啦,你要支持哟!我一听,火大了,靠,这是什么世道呀,一个大学生们搞出来的创意,巧取豪夺被弄到了南京,现在,又落到了天津女魔头穆虹手里了。穆虹的反应和乔老爷一个样,一脸的无辜。我可不知道什么背景故事,接到任务我们就努力完成好了。穆虹如是说。
无语。
就在2005年的那个广告节,我向广告界的同仁宣布,我们要搞中国广告博物馆了。之前,在中国广告博物馆发起人大会上,姜弘,程春,胡纪平等广协老前辈提议,这件大事最好能让广协参与,刘保孚还自告奋勇,要和我一起去广协汇报汇报。这次会上我被两个问题问倒了,一是广告博物馆未来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前途,二是广告博物馆运营组织的股权结构如何。我一下子回答不了,因为发起人大会开明宗旨:中国广告博物馆是一个面向全体业界的,公益性质的非盈利机构。所以我也就无法回答那两个问题,也正因为这样,广协是否参与也就含含糊糊了,最后答应派员旁听看看情况再说。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了。回来路上刘保孚很生气,我倒无所谓了,还是自己搞吧,从那个时候我就想,该是独立放飞了,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。国际歌如是说。
又过了若干年,老勾对我说,总局要和大学合作,成立一个研究院,专门研究广告产业政策走向以及种种行业急迫解决的问题。我说行呀,这个研究院叫啥?就叫中国广告研究院。过了不长的时间,带着国徽章的红头文件下来了,劈头就是“中国广告研究院”。筹备揭幕大会那几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,总局传来消息,说“中国”字头不妥,要改成“广告研究院”,我觉得堵心,中国广告博物馆我都叫了,干嘛不敢叫中国广告研究院呢?这时老勾告诉我,总局态度坚决,如果不改,领导就不来揭幕了。就在双方顶牛的时候,产生了一个妥协的双方认可的名字,这就是现在叫的“国家广告研究院”。
国家广告研究院如期揭幕,广协有朋友电话我,这么大的事,怎么又把广协撇开了,广协领导很不高兴。我长叹一声,搁了电话。
2017年的10月16日,我,丁俊杰,何海明,张翔,陈怡和高山聚合在北京广告产业园B座四楼中广协的会议室。听张国华会长给我们传达工商总局的文件,大致内容是说,因形势变化,工商总局的办公会议决定,把与中国传媒大学合办的“国家广告研究院”放到中国广告协会。之前,在央视的牡丹江会议张会长约见过我,已经传达了大致内容。这次看到文件听到传达,还是五味杂陈。2011年成立之初说得何等迫切,开幕式何等热闹,领导亲临揭幕,各路大腕云集,就那个批准成立国家研究院的文件,碗口那么大且带着国徽章。现在说散伙,一个办公会议的议论,一份办公厅的文件加盖一个萝卜章,完事了。
不合程序没有礼貌也不懂规矩嘛。